□实习记者 孙梦琼
记得200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则小品《开锁》，黄宏饰演的男主人请人来开锁，但没有证件不给开，好不容易找来了天天打招呼的物业人员，也要求有证件才能证明。情急之下他砸开了锁，拿出了里面的一摞证件。戏谑的背后其实是对身份认同的机械化，而万玛才旦导演的新作《塔洛》也表达了这样一种对“我是谁”的困境。
我相信导演给主人公取这个名字自有其深意，“塔洛”一词藏语的意思是“逃离的人”，主人公也的确一直逃离，逃离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境。但很不幸的是，他没能够挣脱出来，最终在现实中被边缘、撕裂、吞噬。
在塔洛的世界里，似乎小辫子、羊群、极好的记忆力就可以是他的标识，因而当派出所所长让他去做身份证时，他问：“不办身份证不行吗？”所长一再说：“那不行。”“身份证真的那么重要吗？”“没有身份证，人们不知道你是谁。”在这第一次的矛盾里，塔洛妥协了，去了县城。
为了照相好看，塔洛去了理发店，由此结识了杨措，一个渴望外面的世界，拥抱现代的藏族女孩。当她得知塔洛有着16万的羊群，便接近他，带他唱卡拉ok，和他畅想去拉萨、北京。面对杨措的世界，塔洛是不适的，他反复强调“女孩抽烟不好”，习惯不用话筒唱拉伊，对他而言，过牧羊人的生活，替自己和他人放羊是本分。然而，塔洛还是放弃了这份信仰，一方面由于杨措的引诱；另一方面，几只羊被狼吃了，雇主抽了他几个巴掌，不免让他对自己的牧羊生活开始怀疑。
当人财两空的塔洛被要求再次拍照做身份证，他却坚决地选择了拒绝和反抗。因为在这场确定“我是谁”的旅途中，他已精疲力竭，遍体鳞伤，他宁可用自己熟悉的廉价白酒和二踢脚走向毁灭。塔洛的命运虽是戏剧化的处理，但这既是藏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也是人在寻求身份认同中的挣扎。从某种程度上讲，谁都有可能是塔洛，在这一困境中或迷茫坠落，抑或逃离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