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半个月，《二十二》的票房已超过1.6亿，这部关注“慰安妇”受害者的纪录电影，让导演郭柯红了，尽管他自己不这样认为。但一天最多被安排18家媒体采访，无疑是“流量担当”才有的待遇，穿梭在影院、咖啡厅、酒店、演播厅、办公楼之间，他脚步飞快。对于一个“北漂”15年的人来说，这种节奏已成习惯，但回到那个以“慢生活”闻名的故乡成都，朋友总说，“你走那么快做啥子”。
采访中媒体总问郭柯，为什么会关注这些“慰安妇”受害者，郭柯总是回答，或许是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缘故，对老人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父母离异后，忙于工作疏于管理，加上奶奶的溺爱，让“骨子里就向往自由”的郭柯一直处于“放养”的状态。叛逆、任性，是郭柯贴给自己的标签，他甚至直言不讳“我就是个混子”。
“中规中矩的人可能也做不了这件事。”中学时的郭柯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坏学生”，早退旷课是常事。1980年出生的他，赶上了街机游戏最流行的时期，每星期都会旷一两次课和小伙伴去打游戏。
刚进入初中，他穿得花里胡哨，被高年级的同学看不顺眼，无缘无故就挨顿打。初二时，他也成了那些“混子”中的一员。
“后来长大一点懂事了，逐渐就不打架了，但还是不怎么学习。”采访中，郭柯一再强调，自己的人生轨迹不值得宣扬。
初中毕业后，郭柯选择了职业高中的文秘专业，期间还去卖豆奶挣提成，只干了一天，给家里买了两箱。领导说，你明天不用来了。这样没到一年，郭柯又退回高一重新读表演专业，因为“轻松、没压力”，但一年不到“又撤了”。
1998年，17岁的郭柯进入香港演员方刚成立的培训班，参与公司制作的连续剧拍摄。两年多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让郭柯入了门，但之后他和同事们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点个盖浇饭，租个光碟，然后就躺在床上看《流星花园》，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但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一点好处：自由，不受束缚。后来接受采访时，郭柯常用同样的词来形容《二十二》。
站在人生的路口，父亲给郭柯的职业规划，要么留在成都开出租车，要么去学理发，因为这两种职业都不用坐班。但最后他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临走时家里给了2000块钱，他却请朋友“唱K”花掉1200。郭柯带着这800块钱和同学一起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
2002年2月28号，那天的日期，郭柯脱口而出，他现在还留着车票。
“第一次考试花了不少钱，找名校老师培训声台形表，朗诵都是普希金。”可复试就被刷下来了。第二年报考，郭柯什么都没准备却顺利通过了专业课考试，然而这时有了拍戏的机会，他便放弃了文化课考试。
在亲戚的介绍下，郭柯做了副导演。“一开始帮助导演做一些案头工作，看剧本推荐演员，后来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就转做现场副导演，比如几点化妆，出了状况怎么调整，调整的同时要完成各部门沟通，非常机械化。”郭柯对自己业务的评价是“还行”，因为他没什么杂念，就想着干活。
10年来，郭柯参与过近50部电影的拍摄，他的工资从每月8000元开始，到3万、5万。从一年一部戏，到一年休息一个月，感觉自己“很牛”。但他直言不喜欢这份工作，完全是为了生存，这样的生活压抑了自己太久。
《三十二》里的狠心，《二十二》里的暖心
2012年的一天，郭柯在微博里发现了“慰安妇”受害者韦绍兰老人和“日本儿子”的照片，看到了他们的困境，看到了历史与当下的冲突，郭柯想到记录这个特殊群体或许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探讨，因为那种强烈的情感共鸣是共通的。基于对题材的敏感和对当事人的同情，他决定自己独立执导。\u00A0
恰好刚拍完戏，得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的帮助，郭柯几乎什么都没准备就去了。当时，全国仅存32名“慰安妇”幸存者，他便给这部纪录片命名《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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