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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越:段奕宏成就《暴雪将至》,拍不出“装疯卖傻”电影_《参考消...

【延伸阅读】文晏:展示一个具体的坏人不是我的重点

导演文晏(赵曼君/摄)

参考消息网12月19日报道 11月30日,北京东三环CBD鳞次栉比的“地貌”让人行道不时骤起高楼风。贴地而生的强劲冷空气忽上忽下,吹得行人睁不看眼。下午三点半,从医院赶来接受参考文化采访的文晏端起外卖餐盒。这是她的午饭。

刚从南方拿奖归来的她咳嗽不止,“最近说话太多了。”文晏低语道。但易感体质似乎是电影给她留下的“印记”之一。在一次采访中她曾笑言,2007年拍摄《夜车》冰湖空水塔上的一场长戏给她“落下了病根”。

半个多月前——《嘉年华》公映不到三天时,众多院线在影迷的呼声中给这部电影增加了一周的排期,避免了“影院一日游”的命运;虽然不久后,它依然会在大部分二三线城市下线。半个多月后,仍有不少媒体排队等待与文晏见面,这并非艺术电影市场的常态。

《嘉年华》里,小学生孟小文和张新新被一中年男子带至海边旅馆,却被在那儿打黑工的未成年女孩黄小米目睹并拍下。在遭受性侵后,成年人的争吵和妥协让小文陷入极端无助的境地,而小米手中的证据也因牵扯众多人物,给她自己带来种种意外。

性侵儿童事件触及社会底线,往往能激发旁观者瞬间代入当事人的愤怒情绪,不少观众带着这样的心境进影院,希望《嘉年华》能替自己抒发胸臆,或至少给个答案。但《嘉年华》恰恰是一部非常克制的电影,它并不像坊间拿来比对的韩国电影《熔炉》和《素媛》,用高于现实几倍的正邪冲突来敲打观众的神经。

“我一开始写剧本就想好,不打算展示一个具体的坏人、或者刻意制造煽情。加害者只是一个很小的起因,它不是我的重点。”文晏说。即便新闻热点夹杂在人们对这部电影的兴趣中,《嘉年华》也只是通过众多角色的遭遇展示了一个始终存在的现象——“整个社会在这个事件中的失职,尤其是,怎样避免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旁观者的责任是什么?”

“哪怕案子破了,孩子的心理创伤依旧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家长和学校都不懂怎样才算真正保护孩子,社会也没有这样的机制去疗伤。所以,不管案件的结果怎么样,孩子往往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成长。我们可能很难去预防一个人作恶,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做什么。如果大家只是说‘这个人是坏人’,把他绳之以法就完了,那就无法从社会层面改变女性的整体困境。”文晏说。

《嘉年华》的创作从头到尾是三年半,“基本上是一部艺术电影的正常周期。”文晏回忆道:“一年时间构思和写作,我之前其他事情也非常多,没法并行。在《白日焰火》的工作完成后,我内心的感受才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一个更具体的东西。”

“艺术电影存在很深的现实主义传统,素材往往来自生活本身。”她认为,刻画贴近现实的人物和故事,才是真正尊重观众、尊重题材。“现实是最有力的。当我了解到这些事情,是非常震惊的,事实比任何虚构都超出我的想象。所以我希望电影里所有让观众意外和震惊的东西都来自于现实,而不是我刻意的编造或强加人工桥段来制造效果。”

作为金马最佳导演,文晏以丰富的制片经历著称。和大众对于部分艺术片“提着机器就能拍”的印象相反,她通常会在前期周密准备,尤其是选角。“合适的儿童演员非常难找。”她说。文晏对外貌没有要求,但她希望黑户儿童“黄小米”的扮演者有强烈的性格。“文淇来的时候,我就立刻觉得,她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有由内而外的倔强气质。”

最难的是找受害儿童“孟小文”的扮演者。文晏面试近一千个孩子,其中不乏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小童星,但她始终不太满意。“现在的孩子大多照顾得很好,会显得很甜很萌。有的在我面前马上进入了表演状态。”最终看中了周美君,是因为“她外在文静、内在要强,有一张天使般干净的脸……我不希望角色是一个惹人怜爱的受害者形象,更不能去取悦、扮可爱。”

周美君没有任何表演经验。“利用孩子本真的特质,使她能够自然呈现出来”文晏说。前期训练的两个月里,剧组提前找史可(饰演律师)和刘威葳(饰演母亲)与周美君对戏。“小孩很敏感、很本能,所以当威葳调动起很强烈的情绪时,美君很容易被感染。有一段戏,律师在车里问话,美君只有一句台词,剩下的全是摇头,凭眼神表演。史可当时就流泪了,觉得要用尽全力保护她。”

惯常的表演方法中,解放天性是为了丰富体验、进入角色内心。但在涉及性侵儿童时,文晏有另一层考量。她选择做减法:“美君当时才11岁,我没给她讲性侵的部分,也没给她看剧本。她不懂,不可能通过这些方法‘演出’痛苦。所以我们随着她的特征进行调整,包括剧本,后来重点围绕她跟成年人的情感关系,不让她演绎这个年龄完全无法驾驭的东西。她不需要明白某场戏她‘为什么’这样。我只要观者看到就够了,不给她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电影里有这样一幕:小米遭受施害人拳打脚踢的报复,她忍痛摸索到诊所,从口袋摸出皱巴巴的名片,第一次拨了郝律师留的电话。郝律师赶来后,小米终于肯告诉她监控视频(物证)的存储路径:“你帮我付了医药费,我们两清了。”很难说小米是否真的对律师心中的正义抱有希望,等价交换是她唯一的处事原则。少女脸上伤痕累累,眼神迷离,对律师说道:

“你不是想知道我多大吗?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天生的。我只知道,我是夏天生的。过了这个夏天,我就16了。三年前,从老家逃出来,这里是我呆过的第15个城市。我喜欢这里,这里暖和,就连要饭的,夜里都能睡个好觉。”

这是小米在电影里最长的一句话,却也留白最多,隐约道出她没有身份证的原因,人们却依然很难想象她曾经的遭遇。类似的留白不仅出现在台词里,在视觉语言上更是比比皆是,为观众留下思考空间。

小文母亲将女儿被侵害归罪于她“不听话、爱臭美,遗传父亲的坏个性”;旅馆前台丽丽爱着小健,却被这个拜金男友挥拳相向,送到老大身边陪笑。电影没有对这些看似偶发的遭遇做任何解释,但从海滩巨大梦露雕像的“演变”可看出,人物创伤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共同指向一个无往不在的男权语境。这也是为什么在影片的女性群像中,显而易见地存在“小文长大成为小米,小米长大成为丽丽,丽丽长大成为小文的母亲”的命运轮回。

“对于电影里出现的每一个女性和弱势男性,我们很难用道德去指责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当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未必能做得更好。”文晏说道。影片最后,黄小米砸开车锁,逃离了一群成年人布置的“婚房”。显然,做出艰难选择本身就意味着改变。

冬天的夕阳落得格外快,光线格外长。文晏着力刻画的现实,曾在全国的银幕上流转,无数个黄小米正开着电动摩托,在夕阳的高速路上疾驰,奔向未知。一辆辆汽车鸣笛超过她们瘦弱的身躯。阳光直射文晏的侧脸,她没有回避,不经意望向太阳的一瞬,目光如炬。此时端坐镜头前的她,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命运的第二种可能。

每个镜头都在邀请观众思考

今年11月底,文晏走上第54届金马奖舞台,举起最佳导演奖杯,笑容灿烂:“感谢两位小演员、感谢她们为那些没有发出声音的孩子发出了声音。”这全然不像人们常见的领奖画面:双手颤抖乃至喜极而泣。

文晏在第54届金马奖舞台上

轻声细语、举止端庄是文晏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听者需要从也许、可能、好像等虚词中打捞真知灼见。但思考的结晶并未因她骨子里的低调和平静而打折扣。

“我觉得,艺术电影总是在邀请人们在观影过程中加入自己的东西,并非是坐那儿睁眼就能完全接受的状态。它在引导你参与:这个镜头告诉你一些,下个镜头又透露一些,逐渐丰富的、开放的过程。每个镜头都是对思考的一次邀请。这可能是艺术电影的重要特征吧,而大部分商业片比较依赖叮叮咣咣的场面。观影背景是商业片的人,可能更喜欢扑面而来的技巧或感情;如果习惯了观影过程中参与,在艺术电影中获得的感受还是挺丰富的。”

从事艺术电影,对文晏来说,是一个以十年为单位的过程:真正认识这门“第七艺术”还是在1997年。当时,文晏远赴美国求学,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林肯中心每天向她打开电影艺术的大门,“写作、摄影、建筑……电影囊括所有我喜欢的艺术形式。”

有创作冲动却自认为水平未到,文晏先抓住进入行业的机会,从海外发行干起,逐渐掌握电影制片各个环节,也得以彻底了解中国艺术电影的整体状况。文晏一直自称为电影爱好者,直到2007年,才首次以制片人身份参与创作刁亦男导演的《夜车》。

文晏曾在映后活动中给后辈提建议,从中可看出她对职业道路有清醒的认识:“拍电影从头到尾都在解决问题,行业内竞争极其激烈,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尽最大力量来帮助你。弄清楚自己要什么,了解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有足够的能力和强大的内心去解决问题。开始都很艰难,该做的事做到最好,才有可能有机会,这很残酷。”

我会问服务员“你多大了”

似乎很难透过影像以外的途径了解文晏作为创作者一路以来的选择。“我是一个慢热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电影,没有明确节点……”但她却对法国新浪潮时期以及欧洲现实主义传统下的作者情有独钟,脱口而出的是安东尼奥尼、布努埃尔、阿尔特曼、费里尼等名字。

“布列松把电影提炼得非常纯粹,对我启发很大。各个时代的电影我都看,都有其独特之处;我喜欢的导演们也互不相同。我更着重理解他们在创作中怎么结合风格和故事,在精神层面找到内在联系吧,最终影响我如何看待、描绘事物。”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100年历史的电影传统下进行创作的。”回望百年影史,反复感受,化为己有。这既需要勇气、毅力,也要保持高度的自我意识,并始终面向现实,才能避免单纯“模仿”。

创作中的文晏喜欢从个人经历抓取确切细节,挖掘其丰富含义。“拍戏经常东跑西颠的,在全国各地都待过。我喜欢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找机会跟他们聊天。比如《嘉年华》里,律师问小米你多大了。这个话其实我经常问别人。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吃饭或理发,发现那儿的服务员看起来都很小。每次我都会问你多大了?每一个人都说18岁,正好18岁。”

为了深入刻画环境和人物的独特气质,文晏抛弃全景镜头。盘亘夜空的水上滑梯管道、两次被偷的金色假发,小文捣毁母亲全部化妆品,以及小米谎报的浴巾数目,它们是推动剧情的关键道具,更是角色内心欲望及现实困境的标志。

写《嘉年华》剧本时,文晏不断问自己:看到的是否真实?拍摄时,她也始终在审视,电影是否提炼出了本质。“这其实是对导演很大的考验。”她说。

时间是文晏的锦囊,几年来的所见所想交融在一起,沉淀在脑海深处,当灵感如潮水涌现的时候,便能裹起这些遗珠,落在创作中,逐渐将她推至现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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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闻转载自:网易新闻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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