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悲剧精神的再生与变异 —关于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的讨论
王杰（浙江大学特聘教授）：在具体语境中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方法。当代艺术理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我们对电影的讨论并不能仅仅局限于电影本身，而是希望通过讨论来激活当代理论。希望将《嫌疑人X的献身》这部电影作为一部悲剧作品来看待，也就是将它看作对当代社会矛盾或重大问题的艺术反映，将它放到一个与《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等经典悲剧接近或类似的意义上去思考和提出问题。我先抛砖引玉地提出我的观点：首先，在讨论中要强调“当代性”，我们学习过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本雅明所说的“悲苦剧”等等，那么是否有一种与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现代悲剧”不同意义上的“当代悲剧”呢？或许这部电影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当代悲剧的一个例证；其次，在分析过程中，除了运用社会批判、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理论方法外，还要考虑一下人类学维度，这一点与中国悲剧问题密切相关；再次，从《白鹿原》《霸王别姬》，到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都包含有一种“友情”与“对手”的关系，即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既有很深的友谊同时又是对手。大家知道《嫌疑人》这部电影有多个版本，这正可以说明电影反映的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路璐（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看完电影后，我们首先会为石泓设计的这场精密犯罪所震惊，其表面看起来无懈可击，却有一个脆弱的情感突破口，即对陈婧母女的处理，这也是石泓自己的盲点。看似石泓自愿替人顶罪，实际上却是以上帝的姿态盲目地设计别人（即陈婧）的人生，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献身举动具有一种怪异的、另类的伟大，令人恐惧又觉怜悯。这让我想到悲剧《安提戈涅》歌队合唱曲中的片段，第一曲的首节：“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和第二曲的次节：“他拥有机智和发明之才，高明无比，这才能有时候使他走向邪恶，有时候使他臻于美德”。石泓认为流浪汉只是无意义的存在，杀死他并不足惜，这个观点十分让人震惊！反过来，石泓在数学方面天赋异禀，以及他对善的报答、对美的欣赏和为感情的付出显得热切而执着，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他的价值体系和情感结构明显是异于常人的。当石泓企图自杀的时候，陈婧母女出现在门口，充满了美的光环，这种充满温柔与爱意的审美体验是他以往的人生经历中都不曾感受过的。
胡成婷（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我认为石泓对陈婧的感情并不是出于一种爱，因为陈婧始终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二人之间并不具备心灵上的平等沟通。这种“不平等”在个人层面表现了石泓的“爱无能”，在社会层面则是一个典型的“替罪羊”形象。石泓将流浪汉比作“齿轮”，其实也是在指涉他自己，因为他的追求某种程度上也是与社会隔离的，他对流浪汉的谋杀也是一种自我谋杀。发生在石泓身上的悲剧既是个人悲剧也是对时代的影射。
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
梁慧卉（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我认为要理解这部电影，首先要进入石泓的情感结构。作为一位数学天才，石泓与数学建立起的是一种“单向的”情感结构——他单方面地为数学奉献，而数学并没有现实的物质回馈于他。这种单向的情感逻辑是脆弱且危险的，数学问题上的阻滞让石泓陷入崩溃边缘，陈婧的出现则为他带来了新的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甚至取代了数学在石泓心中的位置。石泓的“献身”是无私的，为了让陈婧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他的荣誉、名声与自由统统可以不顾，所以我认为石泓是一个情感结构十分单纯的人，根本上也是一个极端的人。一位健康的、正常人的情感结构应该要多面向才能保证意义的稳定性，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一个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所需的一切，我们渐渐变得不再需要他人，情感结构渐渐闭合，这是不正常的。相反，我们应该努力拓宽自己的情感渠道，多和亲人联系、多交朋友，这样我们才会更完整、离幸福更近。
殷小敏（浙江传媒学院讲师）：这部电影套用悬疑片、推理片的形式，实质上讲述的仍是一个爱情悲剧的内核——一场决绝献身式的爱情。石泓杀死流浪汉，是为了用恶的方式来顶罪，他的爱是一种神圣的、没有任何回报的爱，也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石泓与唐川两位天才既惺惺相惜又彼此竞争，最终石泓是被点亮的那一个，唐川还是陷入到理性的旋涡中难以自拔，是应该反思的那一位，因而我觉得影片最后的镜头选择给唐川一个光辉的形象，是这部电影比较失败的地方。
王杰：按照特里·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中的观点，现代社会中许多光鲜亮丽成功者实际上是很可悲的，这也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从卡夫卡的小说就已经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法律和法理作为工具理性的社会形式很难顾及到伦理与情感，这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问题。类似于石泓和唐川这种“理工男”的形象，在现代社会中是很典型的，但问题是，既然二人都属于“一类人”，人生轨迹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是由于不够努力，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应舒悦（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泓的悲剧在于他身上的两种价值观发生了冲突，但他自己却不知如何处理。人的两种思维模式的碰撞必然造成一种意义的缺失和主观定位的不稳定，在发现陈婧和女儿杀死前夫之后，石泓的感性思维和逻辑理性有了碰撞在一起的契机，我以为这也是他可以毫无人性地杀死在他价值体系之外的流浪汉的原因。石泓的悲剧也是现代人的悲剧，从小的应试教育让我们习惯孤独地思考和生活，我认为这是一种极端自恋倾向在当代社会的表现，所以石泓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身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焦竞（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我倒是觉得石泓意识到了这种冲突。石泓后来之所以给陈婧寄恐吓信，正是因为他洞察到了陈婧可能发生的情感变化。石泓并非不能体察人情，悲剧在于他将“人情”也一并纳入他的技术理性之中。且石泓从未考虑过陈婧是否能承受他疯狂的情感付出，毕竟陈婧不过是一个普通女人，而石泓后来以疯狂“献身”的方式为她换来的安稳和幸福是她万万不能承受的。
黄筱倩（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我认为影片通过石泓和唐川对于“四色猜想”的不同态度，就暗示出了两人之间的不同。石泓对四色猜想的执着说明他在以人力抵抗技术的暴力，相比于唐川的机械理性，石泓才是更富有情感的。电影结尾处，即将上庭受审的石泓与唐川在电梯门口相遇，石泓看到了唐川手里四色问题的书，真诚地问他：“这个题难吗？”唐川回答说“很难”，然后转身走向阳光灿烂的门外，唐川似乎从石泓的悲剧中唤醒了对人类情感的正确认识。如果说唐川完善了石泓单方面付出的情感结构，那么石泓则修正了唐川如巴扎罗夫般唯科学主义的情感结构。
殷小敏：可以看出唐川心底是很佩服石泓的，唐川最后的困境是要不要讲出真相的问题，但是当真相曝光后，结尾处给唐川一个光辉高大的形象是为了说明工具理性的胜利吗？我仍然觉得这是不妥的，在日版的电影中，对唐川这个人物是有批判的。
焦竞：这应该是许多推理小说和犯罪电影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即法外制裁者的正义何以是可能的？我觉得结局给出唐川一个高尚的形象是为了达到一种和解。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赋予石泓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呢？天才有着异于常人的性格和能力，可以扮演以个人膂力挑战现行规则的角色，虽然石泓有罪，但观众却会同情他甚至期待着他能“赢”。其实在类似情节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多是悲剧性的，就像约翰·福特的影片《搜索者》中的爱德华·伊森，他强壮有力、勇敢果断，但是却因为构成他价值核心的种族偏见被放逐，他既是英雄，也是社群的替罪羊，这些为我们实现某种“反叛”的天才与英雄们，他们被放逐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
许楠（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当遇到法律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一切证据又都指向了石泓的犯罪，他就只能选择用情感来解决。唐川曾问石泓一个问题，是出题的人厉害还是解题的人厉害？石泓回答是出题的人厉害。整部影片实际上就是石泓设计的一道题，出题人是石泓。在人性面前，石泓的胜利事实上也意味着工具理性的失败。
张彩霞（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看了中、日、韩三版的电影后，我认为三者都是小说原著一个侧面的呈现。简单来说，日版拍成了侦探片，韩版拍成了爱情片，中版拍成了伦理片。其中有一个细节上的差异，在日版与韩版电影中，女儿突然用重物砸继父是一个意外因素；而在中版中，女儿用重物砸继父则是为了救母亲。因此，尽管三个版本表现的都是母女二人合力杀人，但由于两人责任的不同——尤其是女儿责任的不同，随后情节中的心理冲突与母女观念就有所不同。相比之下，我认为中版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有些僵硬：石泓与陈婧之间看起来并不是纯正的爱情，而像是报恩；石泓与唐川之间不像纯正的友情，更像是对手。由于这是一部推理片，科学因素占主流，中、日、韩又处在同一文化区，均非常适合故事的改编，中版的缺陷或许正是中国电影的缺陷，因为并没有现成的成功模板用于改编，才会形成这样一个有些不伦不类的电影。
漓江波（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理解这部电影的关键是要理解“献身”的意义。石泓有爱的欲望，但是他缺乏正常人表达爱的能力，献身是他表达爱的一种极端方式，报恩则是他做出牺牲的初始动力。另一点就是石泓献身的悲剧性，石泓身上具有古希腊悲剧英雄的特质，天才的石泓并没有受到命运的垂青，反而沦落为社会的边缘人物，这与古希腊英雄受到命运的不公相类似，但二者之间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古希腊悲剧往往出自一种命运的必然，这部电影的悲剧根源在于现代的“过失”，即陈婧失手杀死了前夫。在技术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偶然性带来的意外或过失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迪伦马特把这种由过失带来的罪恶称为“抛锚”，我觉得可以用“抛锚”这个词来形容石泓的命运，与陈婧的偶然相遇改变了石泓的命运，因为陈婧的过失他独自一人承担过失带来的罪恶之果，他的命运抛锚在此处，锚定在了陈婧身上。
连晨炜（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的确，“偶然性”与“过失”在古典悲剧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现代悲剧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正如雷·威廉斯《现代悲剧》中的观点，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们因社会分工而高度个人化，争议事件本身也更为抽象冷酷，悲剧冲突的解决更多地返回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于现代悲剧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是苦难，而是引起苦难的原因，理性化的科技与感性化的情感难分彼此。影片中，苦难的原因在于人物所面对的复杂的伦理困境。在这场对抗中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赢家，而如何处理好理性与感情的平衡则是我们思考本片时需要格外注意的难题。
王杰：这部电影应该可以代表当代悲剧的一个普遍类型。对电影的分析要将心理分析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如果只是作为个体的人，是没有悲剧的；只有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处境中，才会产生悲剧。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正是将个人与社会及二者间的关系相结合，抓住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因此石泓的性格只是一个方面，问题是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的人格？
何信玉（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的确如此。从影片的一开始就可以看出，石泓在社会中的处境是异常孤独的，孤独也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主题。克尔凯郭尔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人将自己看作一的时候，他就是孤独的。” 在我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一个人是否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一，而在于人在整个的社会空间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还有就是影片结尾处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冲突，显然，无论真相揭示与否，都会对某个个体造成巨大的伤害，这实际上触及到了美学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难题——怎样表达真实，在拉康“三界”中，真实界是最复杂、最难以把握的，也是悲剧发生的层面。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唐川拆穿真相后内心无从发泄的痛苦，我以为正是石泓在电梯中与唐川的主动“沟通”，缓解了唐川说出真相后的苦闷与挣扎，最后才会出现唐川那个光辉灿烂的形象。
王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其实石泓的性格类似于一种“艾斯伯格症候群”，这种精神现象的患者在社交和沟通上与自闭症的孩子有相似的问题，他们在智力上与正常人一样甚至高于常人，有时会对某一件事情特别痴迷。人是非常矛盾的存在，既想与他人保持一致，又要不断地强调个体差异。我并不认同石泓为了帮助陈婧母女而杀人，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会因为一些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不一样就称他们为病人，可是很多所谓“非正常”的天才恰恰具有非凡的创造力，试想如果真的有一天世界被“精神病人”所控制，那么“正常人”也就成了现在的“精神病人”。关于大家提到的石泓与唐川这种亦敌亦友的伙伴关系，其实在很多日本动漫与影视作品中都会出现，可以把它称作“命运的双子星”。我认为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在日本动画片中经常出现的桥段，主人公与敌人在对决中发现二人是小时候就认识的玩伴，长大后因立场不同成为对手；二是来自日本传统的戏剧情节，即恋人之间的相爱相杀。这两个来源都可以让情节更具张力、更加接近现实的复杂性。还有一点就是对骑士精神的赋格，石泓对陈婧母女的感情很像一种现代的骑士精神，他不是为了娶她为妻，而是为了报恩，这种真挚的情感在现实中已经很少见了，所以显得尤为可贵且动人。
王杰：石泓与唐川两人是互为镜像的，两个人看似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实际上都是失败的。石泓对陈婧的爱，是一种畸形的恋爱观，也是在现代社会中培育出来的。为什么影片最后会说唐川输了、石泓胜利了呢？显然不是智力上的问题。大家之所以会同情与敬重石泓，正是因为在他身上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亦是现代悲剧中崇高精神的一种体现。
（何信玉 文字整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研究”（14AZW0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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