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较为成功的地方仍体现在语言幽默上。相声演员的出身，奠定了冯巩电影语言的通俗性、幽默性以及独一无二的“对话感”“代入感”，排斥书面化和文学化从而形成了一套真实自然的喜剧话语，使其电影具备了一种天然的“相声电影”风格。冯巩在本片中也成功地借用了天津相声的艺术表现手法，一方面将与老搭档的视频对话进行穿插形成全片章节的结构，另一方面又将观众已经习惯的冯氏相声风格化用在插科打诨的台词中，从独特的语言视角入手，让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体会到了基层百姓、市井小人物身上的辛酸苦辣。
与此同时，影片基于重庆原型人物拍摄，冯巩在其中进行了大胆的方言尝试，将喜剧语言从以往的纯北方方言转向重庆方言的演绎。电影中不太标准的“重庆普”，都是由北方喜剧明星来演绎。尽管以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的角度看，冯巩以及《幸福马上来》的其他演员，说的“重庆话”都不太地道，听着也不过瘾，但这种“重庆普”能够让更多地域、更大层面的观众第一时间听懂并发笑，也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喜剧效果。喜剧电影的第一功能就是第一时间逗人发笑，不可能留给观众时间去进行语言转换或者说想一想，那样的话肯定会导致喜剧电影创作的失败。这也是影片为重庆话、“重庆普”“走出去”而作的努力，借此扩展重庆文化传播的新路径；而将重庆俚语以“北京话，天津话，广东话”所作的类比，也能看出这种推广的用心良苦。言为心声，影片中的重庆方言集中展示出不同人物的身份特征和生活态度，各色人等的重庆方言表演成为一种塑造人物形象最直接有力的叙事手法，俏皮幽默，通俗生动，又贴近生活，使一众热辣可爱的重庆角色在银幕上鲜活了起来。事实上，方言的运用往往包含了地域文化要素的输出，这种“北方明星+重庆普”的设置就是将重庆文化和重庆性格与观众熟知的北方喜剧明星大胆结合，使得重庆方言也有可能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喜剧化语言，并结合重庆地标和重庆美食，形成一定的重庆景观展示和较浓郁的重庆风格。
另一方面，《幸福马上来》凭借冯巩的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组建了全明星的喜剧团队，顺应了当前商业喜剧创作的潮流，以及为市场化所做的努力。在语言幽默的基础上融入了多类型元素，则是冯巩喜剧在当下新电影创作环境下的思考和创新。尤其是其中动作元素的穿插，冯巩化身“成龙”，亲历惊险动作场景，让观众担忧、揪心，其敬业态度乃至“拼命三郎”精神亦可见一斑。
这种创新思考也体现在叙事结构上：影片多线并进，一是家庭危机，二是事业危机，三是工作危机，分别对应了家庭矛盾，价值冲突和社会问题。三者之间有各自独立的故事框架和人物线索，相对独立却又互动交叉。三条线索采取了多种喜剧手法来区分结构，体现了冯巩喜剧电影创作的与时俱进。比如家庭危机是以传统的误会法来结构矛盾，而事业危机则多发挥了语言幽默的优势，工作危机即具体调解的事件则采取以恐怖、警匪、动作、甚至歌舞的类型元素来复合新的喜剧体验。虽然三条线索各自独立，但其叙事核心精神是统一的，都是通过喜剧桥段塑造出乐观、坚韧、善良又不乏幽默的百姓角色，并以此折射人性的宽容与温暖。
《幸福马上来》是基于重庆基层金牌调解员马善祥的真实事迹改编。虽然喜剧创作在手法上强调夸张，但贯穿笑声的核心依然是调解工作的实质：沟通、包容、和解、和谐。这也是冯巩喜剧一贯秉持的温暖现实主义及温情精神。冯巩在表演和精神层面演活了真心实干，为基层百姓服务，化解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调解员，再塑了全社会调解员“形象”。前述三条线索对应的家庭矛盾、价值冲突以及社会问题，在影片中均通过包容理解与真诚沟通得到解决。影片中涉及的碰瓷、飙车、离婚、拆迁等涉及社会热点的矛盾事件，都是以调节的努力来化解。这些温情的串珠故事，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都彰显着一种健康、向上、积极的和谐精神，从而也强化出调解员人格的力量和普通百姓生命的温度。这也使得影片作为热辣火锅和温情鸡汤勾兑呈现出“重庆美食效应”的同时，响应了习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理念的号召。
如今正值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加大力度解决中国电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多样化、差异化的观影需求。近年来陆续迸发的《战狼》和《红海行动》等主流大片，讲述着大国故事的宏伟巨制；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幸福马上来》这样以小见大的高质量喜剧电影，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传递现实主义的温暖和向上向善的力量。《幸福马上来》这样的喜剧电影有如一面镜子，不仅要能惹人笑，而且要能正衣冠，“出出汗”，在笑声中思考社会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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