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永定门火车站陈旧的候车室里,16岁的董亚春再次紧了紧打好的行李。他看了看拥挤的人流,仔细地听着车站广播。几分钟后,一列装满新兵的绿皮火车慢慢驶出北京,载着他们前往终点——那个位于山西省、在地图上连标志都没有的“罗文皂村”。
在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的第六集里:1950年10月19日夜,丹东,一排排胸前缝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标识的战士,以齐整的队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看到这一幕,或许,该片总导演董亚春也会想起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自1976年当兵入伍,1979年从北京军区某部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军教片部摄影助理干起,作为摄影师,董亚春参与拍摄过《大决战》、《大进军》等恢弘巨制。2002年,他为军事动作片《冲出亚马逊》掌镜,获得第2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的殊荣。新千年后,“拍而优则导”,董亚春陆续导演了《张学良》、《延安颂》、《八路军》、《周恩来在重庆》、《解放》等多部军事战争题材连续剧。
作为一名从军营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董亚春曾说,“我当了一辈子军人,有军人情结。在我的作品里始终以军人为核心,展现军人内心的情怀。其实军人感情生活也很丰富,尤其在战争年代更需要挖掘。”
有别于同类型同题材电影,电影《跨过鸭绿江》引领观众走近真实的英雄,重返真实的战场,整部影片犹如一本“影像”历史,具有极强的历史揭秘感和现场还原感。电影《跨过鸭绿江》与电视剧版一致,采用“司令部真实”+“战壕真实”结合的呈现手法。“要把那段历史讲清楚、讲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一仗?怎么打这一仗?打完这一仗,为新中国赢得了什么样的国际局面?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要做成一个全景式呈现。全片没有虚构的人物,没有虚构的情节,没有虚构的故事,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大写实’的正史。”
具体到拍摄的分工进程,董亚春介绍说,“五个摄制组,两个组拍文戏,两个组拍武戏。我带领最大的一个组拍在朝鲜的志愿军司令部,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以及美军指挥部的戏。他们的戏份也如同在战场上一般,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信息都和战场进程有呼应,息息相关。这部电影和指挥部和战场的戏不脱节,状态是完全一致的。”
四十集的电视剧体量,浓缩为两个半小时(154分钟)的电影,从哪个角度展开讲述,颇费一番思量。“反复斟酌后,确定通过彭德怀的主观视角来讲述和回顾这场战争。这样既可以扣准战争的主脉,从当初的战略决策到战役进行,五次战役,包括之后的‘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阶段,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紧紧围绕军事斗争、战争层面展开。同时站在彭老总决策指挥的层面,可以让电影有很强烈的代入感,观众跟着他一起去回顾那场战争。”
在董亚春看来,电影中第一个重场戏出现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老总专门把各军军长叫到司令部开总结会,会上他把梁兴初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这场戏是重场戏,也是电影中人物的情绪顶到了一个高峰。双方都有表达,彭总站在全局角度,认为38军迟滞了前进速度,影响了第一次战役的进程。梁军长则认为,毕竟歼灭了不少敌人,特别是在飞虎山,335团诱敌深入,在完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硬是靠啃石头充饥挺了下来。认为取消38军番号是不能接受的。这场戏我们整整拍摄了一天,大家都非常较劲儿,个个激情澎湃。”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完美融合?董亚春以杨根思连长这个人物举例,他是长津湖战役中的特级战斗英雄。“在最后关头,杨根思知道美军很快就会反扑,可他想到的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个表演当中最精彩的就是他和小战士敬礼的时候,小战士哭着喊着给他敬最后的军礼,杨根思的笑容特别温暖。当他转身看到敌人上来了,毫不犹豫地抱起炸药包扑向敌群同归于尽,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所以不要去演什么,也不要有任何杂念,真正感动人的就是最真实的东西。”
在董亚春看来,抗美援朝期间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太多了,限于电影篇幅时长,片中着重呈现了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三位英烈。他特别提到,有四万名群众演员投入到拍摄过程中,更有不少解放军战士参与协拍。“在牡丹江拍战争戏的现场,有150人的协拍部队和大量的群众演员,全天24小时跟组。他们‘以兵演兵’,本身军事素质就非常过硬。”
据介绍,此次在片中出演黄继光的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当时找了两个战士,一个参加过维和部队,另一个是部队里的狙击手。他们每天都穿着志愿军军服,在现场跟着拍戏,最后确定让那位狙击手来饰演黄继光。拍黄继光堵枪口那场戏的时候,他就在现场,看到敌人的碉堡又冒了出来,一片片的战友们倒在冲锋的路上……他后跟我们就说,(在那样的情形下)如果自己是黄继光,也会义无反顾去堵枪口。是拍摄现场的氛围感染到了他,他回馈给这个人物的表达也是真实真挚的。”董亚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