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作为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承载着奇妙的历史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基因。尤其是在儒家华夏仪典的核心——祭祀上，酒从来都是最必不可少的珍贵祭品。周朝有一道祭地神的独特程序，名为灌祭，据称是将酒（亦有说法是酒和血）灌注与地，酒的香气会随着酒的渗入直达黄泉，为地神所知，然后才将其他祭品坑埋于地。儒家十三经之一的《仪礼》记载的十六种礼仪中更是绝大部分都离不开酒，其中《乡射礼》中有言：“获者南面坐，左执爵，祭脯醢。执爵兴，取肺坐祭，遂祭酒。”“祭酒”更是从一种仪式演变成为一种观念，代表首席、翘楚、尊者之意，进而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官阶称谓。无论是国子祭酒、博士祭酒，乃至《三国志?郭嘉传》中曹操封郭嘉的“司空军祭酒”，都含首席之意。可见酒的地位之崇高，价值之尊贵。祭祀作为古老的仪式，在现代语境下早已全面退场，但其精神却保留在一种同样古老但更普遍的仪式：筵席之中。上至国宴，下至大大小小的家宴，可谓无酒不欢。
不仅如此，酒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更普遍的用于送别的仪式。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千古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不仅绝佳的描绘了此种仪式，更是用酒表达了作者的依依惜别之意，可谓“酒浓情更浓”。不仅民间如此，《西游记》第十三回唐王李世民送别玄奘时，尽管三藏称“陛下，酒乃僧家头一戒，贫僧自为人，不会饮酒”，太宗李世民仍然劝其务必饮一杯，且捻入一撮尘土，向玄奘传达了勿恋他乡、早日归来之意。而玄奘在了解太宗之意后一饮而尽，并不多言，径直出关而去，正如同酒桌上常见的一句客套话所说的：“一切都在酒里了”。
因此，在中国的叙事体系中，酒作为不可或缺的符号始终离不开上述两个命题：仪式和送别。作为最普遍的大众叙事媒体，电影中的酒自然也就和这两个命题死死捆绑在一起。譬如观众喜闻乐见的《红高粱》，通篇充盈着神秘的意识感，而其中又以“酒歌”为最显著标识。而片尾“我奶奶”的牺牲时伴随着酒缸破裂，血与酒混在一起，撑起了结尾鲜红的生死离别。
潇湘电影集团出品，宋江波导演的电影《国酒》，书写的是茅台镇曹程两家三代人酿酒的传奇故事，自然也与仪式和送别这两个命题纠缠在一起。影片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场重要的仪式：曹家二儿子和程家女儿的娃娃亲。在这场短暂而又不欢而散的仪式中，影片所有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甚至作为整部影片心理背景的一张证书都被充分的展现出来了。尤其是两位大当家的性格的对比，直接呼应了影片最后曹老太爷死前亲口讲出的影片主题“酿酒靠的是人心。”因为一张证书，程太爷暴露了他性格中促狭的一面，并在整部影片几十年的进程中都在为这件事耿耿于怀。值得注意的是，程家数次酿酒失败，都与程老太爷的心态失衡直接挂钩，尤其是强买农民高粱酿成苦酒，更是心态于酒上的直接外化，可谓阐释主题的一记妙笔。酒心即人心，酒道即人道；更进一步说亦是社会之道。
同样的，影片自始至终都在讲述曹老太爷对非亲生的大儿子从彻底的不信任慢慢转变最终将家业交与他手的心态转变过程。在此有一个有趣的设定：大儿子每次饮酒必醉三天，这使得这个人物有了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他究竟是与酒特别亲近以至于酒在他身上展现了极致的效果呢，还是与酒天然绝缘呢。按照科学常识我们知道那无非是身体缺少某种可以分解酒精的酶导致的酒精中毒，不过影片巧妙的利用了过去人们的科学盲区造就了这种神秘感，也使这个人物与酒的关系比影片中其他人物都显出了一种更强的暧昧性，自然也由此引发一种更强的亲近感，令他的个人命运与茅台酒的命运共存亡的叙事增添了说服力。
影片名为《国酒》，这个“国”字自然绝不能被忽视。如果仅仅将“国酒”当作茅台酒因其名声在外所作的自我标榜，那就必然陷入最浅显的解读圈套中。影片高明的将国酒茅台的创业史与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段历史——也就是创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缝合在了一起。影片中从红军长征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其中的艰难曲折同家族的生死离别遥相呼应，“家酒”升华为“国酒”也就不仅仅来源于片头的一纸证书，这其中曹老太爷看的最清楚：“我酿的是酒，我要这张纸有什么用？”影片正是通过个人化命运的叙事，巧妙地完成了把茅台转化为“国酒”的正名之路。
作为一部主流电影，影片将大量的目光投射在了人物的感情生活以及战争场面的描写，试图将人物的曲折命运同观众的感情投入建立更稳固的桥梁，以更强的叙事悬念、叙事张力有效吸引和感染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但如果能够减掉一些次要人物的戏份，从而强化主人公怀仁的性格刻画、心路历程、情感发展，或许可能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另外，如果影片能更专注在酒上，将更深更细的笔触放在酒的酿造过程、人饮酒时收获的极高享受与欢愉，乃至更进一步：对于酒神的崇拜，尤其是能将影片中曾经出现的傩舞与酒的共鸣细致的表现一番，更能体现出酒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作者为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特约专家、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
